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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藏经

“首 届 世 界 佛 教 论 坛” 论 文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一项重大的佛教文化工程

发表日期:2006年04月05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张新鹰



大藏经,是继承和发扬佛教历史上的“结集”传统,以一定的结构、体例和编辑方式,汇总以佛教经典为核心的佛教典籍,并通过一定的载体保存传世的佛教文献丛书。当今世界佛教的三个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自成体系的大藏经,即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其他各种文字的大藏经或佛书集成,都不出对这三种大藏经翻译、重编的范畴。大藏经不仅对于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所以,大藏经不止属于佛教,而且属于整个人类。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经历了从一个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佛教经典的翻译、佛教义理的诠解、佛教宗派的建立、佛教观念的普及,无不依赖汉文作为必须的工具;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包括信仰形态,与使用汉文表述的佛教体系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滋养,相互丰富,使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出了繁盛的花朵,创造了儒、释、道三家鼎立支撑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壮观局面。应运而生的汉文大藏经,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有力见证和突出标志。从唐代以前的写本,到北宋以迄清代的刻本,千余年间,汉文大藏经版本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扩充,特别是宋以后历代王朝都将编辑刊印汉文大藏经作为“盛世盛举”的事实,说明了社会各阶层的广大信仰者对于佛教法宝的需求和崇敬,说明了华夏民族对于佛教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财富的接纳和认可。由于长期的积累、反复的蒐集,也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汉文大藏经在三种语系的大藏经中,表现出了所收典籍数量最大、涉及时间跨度最长、地区覆盖面最广、包含佛教派别最多的特点,不但受到佛教界一以贯之的尊崇和珍爱,而且随着近现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开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

1982年起由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委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后来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持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就是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学术界整理编辑的一部新版汉文大藏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以1149—1173年在山西刻印、上世纪30年代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以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为范围,对勘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其他8种大藏经,共收录典籍1939种,约一亿多字。经过了13年、先后160人的艰苦努力,1994年底全书编纂完成,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总目》,至此,《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圆满竣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浩繁的佛教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出版的一个重大成果,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还被列入国家领导人出访赠礼的备选目录。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完成后,主编任继愈教授决定根据以往历代编纂大藏经的传统做法,继续组织力量整理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

众所周知,汉文大藏经从开始的五千多卷,发展到后来的一万卷以上,除了因为汉译佛经数量有所增加以外,主要是历代编纂者不断收集增补了以中国佛教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出新见的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这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视文字产品保存传世的良好风气在佛教领域的体现,也是汉文大藏经之所以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18世纪前期清朝朝廷刻印了《乾隆大藏经》(《龙藏》)以后,200多年间,中国没有大规模重新编纂汉文大藏经之举,只有日本在20世纪早期编纂《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时候,分别充实进了日本所藏的一批未曾收入各版大藏经的中国佛教文献和当时刚发现不久的一批敦煌汉文宗教文书,这也使得《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甫一问世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青睐。此后,中国台湾的佛教学者蓝吉富教授以自己之力,于1986年编辑出版《大藏经补编》共36册,意在为《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拾遗补缺,其中汇集了约200种汉文文献,但不完全是中国的佛教典籍。事实上,以佛教体系之博大精深,以佛教文献之浩如烟海,无论是外国佛教界、学术界的力量或中国国内学者个人的力量,要将古代各版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特别是近百余年以来新著新译和新发现的佛教文献,以及散见于各种金石、史志、丛书、类书、文集当中的佛教资料,全面而科学地搜集、整理、编纂成为一部新的汉文大藏经中的内容,都是难以做到的,只有中国作为汉语文的祖国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又欣逢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才最有条件、最有可能在国家力量的扶助下,做出前所未有的突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就是希望在得到国家支持的基础之上,争取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友好人士各种形式的帮助,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把历代大藏经中没有收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的部分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分散的文献资料,按照一定的系统和体例,整理编纂,蔚成巨制,与《正编》珠联璧合,建构起一座中国历史上收罗最为广泛、内容最为宏富的汉文佛教典籍宝库。

据初步估算,《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总字数约在二亿六千万字左右,是《正编》的一倍多;时间下限截止到当代。计划分设下列各部:1、印度典籍部;2、南传典籍部;3、藏传典籍部;4、汉传注疏部;5、汉传撰著部;6、史传地志部;7、忏仪部;8、疑伪经部;9、论衡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相互论议佛教之作);10、外教部;11、目录音义部。各部中再分作若干类,并提供各种必要的检索手段。《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在形式上与《正编》最大的不同在于完全采用标点重排,其工程总量之大、技术难度之高,组织事项之繁、经费需求之巨,可想而知。目前,以任继愈教授为首的《续编》编辑委员会努力克服资金投入不足的困难,已经在确定书目、选择底本、拟订凡例、尝试点校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本体现《续编》基本外观和排印版式的样书即将制作完成。任继愈教授年已九十高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对有关《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重要事务无不躬亲,甚至亲自修订样书标点。他的一个心愿是盼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续编》大功告成。我作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受任继愈教授委托,在庄严的“世界佛教论坛”上介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概况,介绍《续编》工作的进展,就是为了借助这个殊胜的因缘,在来自各国各地区的佛教领袖面前表明中国老一辈佛教学术工作者的宏大誓愿,展现腾飞的中国在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佛教文化成果的开阔气象,同时,也希望为这项规模空前的大藏经编纂工程寻求更多的义务宣传者与实际合作者,共襄这一世纪性盛举。

我们相信,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完成为标志,《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最终完成,必将作为重大的佛教文化和学术建设工程载入世界史册,永远记录下中国学者对佛教事业和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中华大藏经》编纂记

作者:任继愈
来源:2005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1982年3月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集中全国有关专家及海外学者共商古籍整理出版大计。这是以国家名义召开的,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四人帮”被粉碎后,告别极左思潮,中国政府重视古代文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以科学方法清理中国古籍的大会。

古籍规划讨论中,对传统的经史子集都作出近期、远期整理出版规划,人力物力都作了安排。我发现大会议题中没有把佛教古籍考虑进去,就写了一份《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建议提交给大会。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把佛教、道教古籍整理工作列入国家规划。《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工程从1982年8月正式启动。

《中华大藏经》不同于历代刊行的大藏经

根据现有资料,汉文大藏经历来入藏的基本经籍最少为1000种左右(包括房山石经的960余种),最多者为2200余种,平均数约在1600种左右。这是宋元明清各藏入经的基本数目,加上各藏特有的经籍,共约3000余种,除去重复,约2500种左右,加上传统入藏的基本数目1600余种,现存汉文佛教经籍总数约4100余种(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稿总数为4175号)。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尊的三大宗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我们有必要编纂一部新的一大藏经,所收佛典应全面,采用影印办法。既可避免校核造成新的差错(日本《大正藏》即是前车之鉴),又可以保存善本古籍原貌。省去了繁重的校印排字的过程,还能大大缩短印刷时间。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决定采用现存最有文物价值的《赵城金藏》为基础。

汉文大藏经以其篇幅大、版本众多、历时久远闻名于世。雕版印刷术以前,佛经传播靠手写流传。南北朝时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经,刻凿在岩石上,与造像祈福同一目的。隋代已开始用石版刻经,那是为了保存佛教经典,以防止兵燹战乱的破坏。刻在石板上,每块石板重达百斤,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十世纪,北宋开宝年间开始以木版印藏经,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经问世,世称《开宝藏》。后来历辽、金、元、明、清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经。现存公私刊印的“大藏经”达17种之多。辛亥革命后,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两种“大藏经”——《频伽藏》和《普慧藏》。在国外,汉文版藏经有《高丽藏》、《黄檗藏》、《弘教藏》、《卍续藏》、《大正藏》。纵观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大藏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天看来都不算理想的版本。

为了避免过去各种《大藏经》的缺点,我们编印的《中华大藏经》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内容要“全”。我们慎重考虑,选用了《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版”,以《赵城金藏》为基础,进行对校。只勘出各种版本文字的异同,不加案断。

《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国内现有藏经中未经传世的孤本还有《房山云居寺石经》、《辽藏》(又称契丹藏,用名不妥,因为它用汉文而不是契丹文)、《元官版藏经》、《洪武南藏》。这几种大藏经多为《碛砂藏》和《永乐南藏》的覆刻本,所收典籍均少于《赵城金藏》,不宜作基本参照本。《赵城金藏》收录佛典近7000卷,现存5380余卷,虽有缺失,可用《高丽藏》补入。《高丽藏》与《赵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的覆刻本,版本基本一致,用《高丽藏》补《赵城金藏》自然协调,便于操作。

我们校勘的目的,不在于勘误订正,而在于会同比较。因为我们长期整理中国古籍的经验表明,不同版本出现的文句异同,多半不涉及义理,古籍版本出现文字异同各有道理(当然也有明显错误),如果一定要由编者决定取舍,难免失之武断,徒耗人力,并不科学。

还应指出,每一种善本的特殊价位并不真正由于它的至美至善,而在于它体现了各自时代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别的版本不能代替的。如《房山云居寺石经》可谓善本,其中石刻佛经体现了《辽藏》的风貌。但也发现有的刻工为了贪图省工,出现了许多与上下文不相连属的“一”字。从一般校勘原理看,这些“一”字无论从形、音、义的错简毫无关系,只是由于刻工按版计酬,为了省力,又能占满版面,才出现了不应出现的许多“一”字。汉字中只有“一”字笔画最少,刻起来省力,用来充字数最方便。像这类缺点,并不能动摇《房山云居寺石经》版本价值的历史地位,毕竟瑕不掩瑜。这里只是说明中国过去雕印的众多版本的《大藏经》没有一种是尽善尽美的,《中华大藏经》为读者提供一个会同诸本的机会,标出异同,不作案断,正是极端负责精神,尊重读者、研究者的判断能力。一卷在手,等于同时拥有九种版本的“大藏经”,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方便,这是任何图书馆都无法办到的。

《中华大藏经》的完成

《中华大藏经》在国家大力支持下,1982年开始编辑,1986年初,已出版到第15册时,古籍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给薄一波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单地叙述了《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经过及今后的打算。当上编106卷接近完成时,我曾与李一氓写信,说明《中华大藏经》完成在即,请求仍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援继续完成《续编》。可惜他已生病住院,身体精力都不能执笔写字,由他的助手代写了一封回信。

我收到回信不久,李一氓同志与世长辞,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中华大藏经》完成。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部《中华大藏经》只能以《赵城金藏》的原始面貌沉睡在善本书库内,无从会同八种不同版本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无从为建设新文化积累资料添砖加瓦。《中华大藏经》出版到35卷时,我们编辑的最得力成员——童玮教授不幸逝世。他一生致力于佛教经典版本目录之学,编撰的《二十二种大藏经目录索引》凝结着他一生的心血。为了普查国内佛典古籍现存的情况,他不顾年高,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基本摸清了佛教古籍现存的概况。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工作中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童玮还曾听山西晋城青莲寺僧人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曾来人借走该寺的卷轴装佛经十余卷,寺僧不敢不给,借走后未归还。当年的借阅者、借出者早已逝世。这十余个卷子的下落,留下了永久难解之迷。童玮每次对我提到这件事,不胜唏嘘。

当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校勘组的石硙老师工作勤奋认真,以致积劳成疾,本书第一册出版前因病逝世。张文苑先生负责底本组,承担着校勘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他认真负责,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幸突发脑溢血逝世。还有湖北的王世安先生,他为校勘工作付出了劳动,也过早地逝世了。对逝世的这几位同志来说,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中华大藏经》完成,是终生遗憾,也给我们全体编纂者留下长远的怀念。为了搜求中原找不到的卷帙,我们还得到海外朋友的大力支持、协助。这里特别感谢美国的余英时教授,承他的协助,找到《赵城金藏》散失的《佛国记》,得以珠还合浦。先后对编纂《中华大藏经》提供资料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还有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管长的梶谷宗忍先生、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教务部长绪方香州先生等。

从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到1994年底编纂完毕,参加人员先后共有160人,分别属于底本、修版、校勘、调度、汇稿、定稿、总务、财务八个部门。参加者年龄从二十岁到八十岁,老少不一,参加时间最长的从始到终十二年,最短的三个月。他们的辛劳和业绩也将与《中华大藏经》同在。


请注意:这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的编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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